中国的空气治理经验：发展经济

针对造成印度空气污染的根源，曾经“同病相怜”的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方面，中国的经验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一定要用发展解决。虽然说“先污染后治理”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但客观而言，“先污染后治理”也是一种客观规律。这里可以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 1901—1985）的名字命名，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经济体在到达临界点即图中曲线的Z 高点之前，其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但一旦过了临界点，之后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少。

这一总结和我们的经验观察非常符合：在曲线的Z右端，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完全可以用得起清洁能源、清洁技术，所以不仅城市人居环境非常好，自然生态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在曲线的Z左端，则是完全原始丰饶的地方，如东非草原、亚马逊雨林深处，这些地方因为没有大规模现代经济活动，自然生态保持原样，是真的天然、无污染。

但除了Z左端和Z右端以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于曲线中的某个位置上，印度、中国等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曲线临界点附近，环境破坏也处于峰值位置。

虽然中国和印度都处于峰值附近，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前者在临界点店的右侧，后者在临界点的左侧。中国一些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已经迈过了临界点，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污染会逐步缓解，其他地区也在沿着这个轨迹不断前进。然而，印度全国似乎还处于临界点左边，还处于经济越发展、人均收入越高，环境破坏就越严重的阶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伴随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推行的“印度制造”和大规模基建狂潮同步出现的，会是雾霾危机。

可见国家发展过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向环境“借贷”，从而集中力量冲破“临界点”。因此，污染某种程度上说是“必要的恶”。但是，印度国家能力的长期“低信用”状况，导致印度老百姓不相信“发展的希望”，也不愿意任何人继续向环境借贷。因此，印度涌现出大量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从生态主义、环保主义出发，宁愿放弃发展，也不愿意承担污染的痛苦。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先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再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问题，是一种强大的时间维度上的协调能力。可惜，印度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