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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产生和消散速度之差决定了雾霾的严重程度。如果消散比产生快就云淡风轻,而如果产生比消散快,就会导致雾霾重重。
从污染的产生看,新德里和北京其实很相似,不仅自身都是重大污染源,同时都处于污染源的包围之中。临近新德里的恒河平原和五河平原是印度农业Z发达的地区,人口非常稠密。这个地区同时也是印度工业生产Z发达的地区之一,有着大量的工厂、火电站。北京与之类似,不仅被华北平原农业区包围,还和河北、山东的重化工业基相毗邻。这种经济地理布局,使得北京和新德里都不仅要承受自身城市生活的排放,还承受了大量来自周边的污染。(五河,即印度河的五条支流。)
从污染的消散看,新德里和北京都背靠高山,面朝平原。新德里北面是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西面是阿拉瓦利岭(Aravalli Range)余脉丘陵,东南面则是广阔的恒河平原。与此相似,北京北面是燕山山脉。西面则被太行山余脉所包围,东南也是华北平原。这种西北山地、东南平原的构成,阻碍了冬季北半球盛行的北风,使得新德里和北京的扩散条件变差。简单的说就是,冬天风刮不进去,雾霾也吹不走。
总体而言,污染产生的多,消散的少,决定了新德里和北京冬季雾霾围城的状况。而新德里之所以雾霾围城,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活动导致的污染。近年来,印度经济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城市活动如交通排放、建筑扬尘、供暖发电等,都是重要的污染源。乡村里,随着拖拉机的普及,留在地中的秸秆处理成了大问题,只好一把火烧掉。新德里临近几个邦,如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都是农业大省,因此秋季该问题格外显著。Z后,在莫迪政府轰轰烈烈的“印度制造”计划推动下,印度近年来兴建了大量的火电站,燃烧低质量的煤也对雾霾产生有较大贡献。可以说,经济活动增加致污染增多是必然现象。
二是贫穷导致的污染。印度相对贫困,其人均GDP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贫困大大缩窄了民众对燃料的选择,使得生活垃圾(比如塑料袋、包装盒)、农牧垃圾(比如牛粪)成为印度人做饭、取暖的重要燃料。虽然目前莫迪政府正在大刀阔斧地推广煤气罐、小煤炉,以代替垃圾燃料,但如果印度人民没有富起来,这一举措长期也难以为继。而且即使是小煤炉,也仅是优于烧垃圾,本身污染仍相当大。
要缓解这类污染,制约因素也是经济成本。比如,用昂贵的进口无烟煤代替本地的褐煤、泥煤用于发电;换用燃料标准更高、排放指标更严格的交通工具;用天然气作为主要燃料,等等。另外,工厂停工、交通限行这些治理措施也不是免费的,都要付出相应的经济成本、人力成本。但是,从印度近期的经济状况看,政府方面似乎很难再抽身对付环保问题。总量上,2019第三季度,印度经济实际增速同比降至4.5%,创六年来的新低。
印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016年四季度至2019年三季度)
政府收入方面,印度2017年7月起推行的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效果不及预期,致财政收入大大缩水。为刺激经济,莫迪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基建计划,更使其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印度政府将2019至2020财年(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的预算赤字率设为GDP的3.3%。但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4月至11月,也就是本财年的前8个月,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升至目标水平的114.8%。据估算,本财年,印度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3.97%,大大超出预定目标。可见,印度经济目前的任务是保增长,政府实在抽不出财力大力整治空气。
三是政治失调导致的污染。如前文所述,新德里雾霾很大一部分来自周边地区,比如焚烧秸秆。但对这些外部污染源,新德里地方政府似乎拿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一方面,拿钱补贴清洁能源、农业生产的政策,经济上政府根本无法负担。另一方面,由于新德里与其他各地方分属不同党派执政,甚至有些党派间甚至互相敌对,区域协调便更是无从谈起了。
例如,目前在中央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同时也在北方邦执政,北方邦是印度人民党Z重要的票仓,但是新德里却由一个2012年成立的小党平民党(AAP)执掌。囿于政治利益,印度人民党在中央政府层面也没有动力进行治理。莫迪的中央政府不愿为给平民党执掌的新德里争取清洁空气,而得罪北方邦选民。
再如,旁遮普是锡克教大本营,锡克教徒占了该邦人口的一半,且锡克教徒多是自耕农,如果中央政府为保持新德里的空气质量而推行禁止焚烧秸秆等环保措施,不仅可能引发旁遮普邦的政治反弹,还可能引发锡克教徒的宗教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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